新宋对网络历史写作的启示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每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确实不是谦虚。因为自从络文学诞生起，就造成了络文学与所谓传统文学的双边性危机，这个危机是以彼此的隔膜、漠视甚至对立为表征，长久以来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严重的压力。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以往的文学交流、沟通与传播途径的阻塞，也带来了文学认知的混乱或者困难。更深刻的，它其实意味着一种我们陌生的文学经验及其生产方式正在形成，换句话说，一个文学转型乃至文明转型的时代业已来临。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每一次的阅读，研讨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我非常珍视获得这样的机会。

今天我们看到，通过双方有意识的努力，持续十年的双边危机正在逐渐地得到克服。去年中国作协主持了一个传统作家批评家与络作家接对子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当然，此前中国作协就与盛大合作举办了很多络文学作家班，而今天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讨论络文学作品，我觉得我们克服双边危机，迎取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机会正在逐渐成熟。

我们知道，络文明大环境之下的络文学写作，催生了一系列相应的阅读和批评行为，这一点构成了对以往传统的批评框架的挑战。甚至有特别激进的络批评观点就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批评，络文学都必须与传统文学划清界限。这当然是包含着某种策略的极端的看法。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承认，从写作生产、后期运作到评价方式，络文学确与传统文学有着某些原则性的区别。譬如，作为一种络文学阅读及其批评，首先你要尽可能地追文。换句话说，络文学的生产、阅读互动、判断评价是一个有序的完整的过程，阅读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显然是有意义的。设若离开了对这一过程的参与，我们就很难把传统文学的生产、批评与络文学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对络文学自身所拥有的互动性等等特点，也就难以设身处地去理解。比如，在《新宋》之外，我也阅读过不少络文学作品，从早期安妮宝贝、李寻欢等人开始至今，很多写手的作品我都有所涉猎，但大部分都不是追文所读。我现在手里拿到的文本《新宋》，只是一个掐头去尾的选本。而《新宋》已经连载七年，情节篇幅浩大。这个七年的过程当中，传统的批评家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这显然是个未知数。事实上现在我是坐享其成，跟讨论传统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其次，所有关于络文学写作生产及其所隐含着的观念，是否都被我们意识到并且调整到位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调整不到位，那么络写作本身那些决定性的敏感点，可能对我们就没有意义。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提示着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对于文学乃至文明转型的体察能力。迄今为止，我们在事实上还缺乏一支能够及时跟进、有效对位的络文学批评队伍。在此前提下，我的讨论几乎注定要沿用以往习惯的批评方式，这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新宋》是一个非常好看、同时也具有诸种启示性的小说。但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只想在宽泛的“历史写作”意义上谈一下我的感受。

《新宋》与大多数络历史写作的显著区别在于，写作者阿越本人的身份控制了整个文本。他是一个历史学的在读博士生，有比较良好的训练，他本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无论是史料的熟稔，还是历史方法的掌握，他的基础准备都是相当丰厚和相当牢靠的。尽管他也穿越过来了，架空了，但是你看小说里面石越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在很多时候，假设说你不知道这是一部架空穿越小说的话，很难发现石月是个穿越性的人物。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从消极的层面说，他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和掌握，对小说创作那种想象力和创造性功能是一种限制；而就积极层面说，这个故事无论怎样穿越，怎样架空，中国历史学给他提供的基本框架都是一种不能颠覆的有意义的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新宋》看作是相对严肃的历史写作。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是非常独特的。这一点当然得益于阿越本人良好的历史学的基础。

中国的文学有着悠久的史传传统。关于历史写作，在当代文学史中，我们可以说起来的，有地位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到了新时期，如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二月河的清史系列写作等等。目前泛滥在络文学中大量的历史题材写作，笼统地说都属于这个传统。《新宋》显然也在这个传统之中。

但这么说还不够，因为这不是我们讨论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就历史学意义说，《新宋》具有一个难以颠覆的结构。然而作为小说写作，石越却统治了《新宋》的历史叙述。作为一个架空的穿越的小说，小说的中心视点完全是围绕石越这样一个虚构的穿越人物来展开的。文本当中的历史，就像所有的读者、批评者所看到的，是一个当代人的“历史”，是用他对于事物的态度、价值尺度去面对、参与的一段历史。在这里，我们立刻就要面对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通过石越这样一个人物，通过结构、重组北宋与西夏这几十年之间错综的历史，来寻求、探讨历史写作以及历史本身的各种可能性。这一点，无疑包含和考验了阿越本人的历史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论断，其最透彻的地方是解释了表面纯粹的历史写作背后的“非纯粹”的动机——这个意思是说，历史表述本身它的诉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种是单纯知识性的，譬如说“问鼎中原”，当代人会力图搞清楚，这个“鼎”到底有多重。而这个有关重量的知识是无关当代意义的，它只是一种纯然的知识提供。一只周鼎可能是几百斤，但如果我们当代人把它说成是一只饭碗，那就闹笑话了。这方面，历史学知识的客观精确是个需要尊重的原则。另一层面，历史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当下的情怀，很多历史学著作在处理历史问题的同时，都包含某种或明确或隐晦的当下指向。从一个直观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你特别瞩目当代，那么你就全力去关心当代，谈历史干什么呢？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关心当代，我们谈历史干什么？那只周鼎有多重关我们什么事呢？显然，历史写作自身就隐含着这个双重性的悖论。如果对这个悖论的难度或者危险性缺乏理解，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写作就面临着很大的麻烦：或者因变成一种呆头呆脑炫才式的死知识展览，或者因为过度关注甚至YY当下而变成一种低级的“影射史学”。

我觉得阿越在这方面比较有效地克服了克罗齐的悖论。他既没有让《新宋》成为影射史学，也没有让它成为炫才式的僵死的历史学知识。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用了很多很多心思，比如他让石越去办大学办学刊，写带有学术争论性质的文章，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他不仅是用现代性的词汇支撑着这一切，同时也确确实实使这样一些新的元素溶解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既对历史保持了必要的忠诚，同时他又通过石越这个人物，顽强而又鲜活地呈现了写作者个人的历史观，我认为这个历史观是一个健康的历史观。

《新宋》另一个值得注意和称道的启示，是它对阅读区隔的拓展与打通。众所周知，络写作根据其写作类型，或科幻或惊悚抑或宫斗类等等，一般滴说，其预设读者群是相对确定的。而《新宋》的情况则不同，这部小说是一个阅读面，阅读阶层、阅读趣味相对来说拉得比较开的作品，适合那些阅读需求不同的读者各取所需。假如你对宋史、西夏历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你可以从中获取或者挑剔史学知识；假如你对高层权谋或者官场结构有所了解，你也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奥秘。即便你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爱好者，《新宋》所讲述的一切也能够满足你的基本要求。这部书连载这么多年，拥有的粉丝拥趸众多，也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假设说，作者用了过度的玄幻，过度的穿越的手段，那么一个对于历史有比较高要求的读者，可能就没有兴趣了。反之，如果阿越过度炫才“贩卖”他所了解的历史知识，也一定会损失大量读者。《新宋》的写作尺度，阿越本人的写作观念和历史观念，具有某种兼容性、融通性，客观上使很多阶层的人都能够接受，这是此书最大的特点。

在这个书里，阿越还有一个地方做得比较好。在中国历史学当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探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努力，这对于《新宋》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阿越只是有限度地描写了某种可能性，然后他有效抵御了这个诱惑，没有让这部小说变成一种时髦的理论冲动的牺牲品。换言之，阿越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的限度在哪里。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他更关心书中人物极端困难的处境。除了石越之外，像已经“番化”但心向中原的李清，像迫于情势不得不降、但始终追慕古人李陵的文焕，这些涉及到忠诚、背叛等民族情感、个人价值取舍等等元素，阿越处理得都非常好，至少是符合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的。阿越本人的写作方向今后究竟如何，我不太了解。但我个人觉得，阿越本人的历史写作是有功夫的，有前景的。他完全可以走一条不同于类似《明朝那些事》那样的途径。我希望你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先走着。什么时候走累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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