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与民间生存形态的悖谬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是关乎新政权底色的关键的一年，大片国土尚未解放，已解放的地区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猖獗，国家百废待兴，可书可写的事不胜枚举。1950年4月1 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5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一直沿用到1981年1月1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马步升选取了婚事，这一关系到新中国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作为切入点，截取《婚姻法》的颁布后老根据地北地地区子午县在贯彻这部法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

小说以子午县贯彻《婚姻法》精神为核心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追溯了北地地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者的婚恋形态和基本状况，诸如祁如山和那妃的革命浪漫婚姻，马赶山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封建包办婚姻，古里和柳姿的自由恋爱与组织包办相结合的政治婚姻等婚恋形式，还有大批老兵迫切需要组织家庭。以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精神为契机，大批妇女涌上子午县的街头要求离婚，脱离封建家庭，此时正值春耕大忙，几天前土匪白豁豁率领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血洗了靠山堡区政府，政治和社会形势异常紧张，县长马赶山在说服无效之后，当机立断武力驱逐了这些妇女，平息了离婚风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农村春耕生产，土匪和黑恶势力对新政权的疯狂反扑，新政权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财政紧缺引发的老兵骚乱，老兵的婚姻问题，妇女的教育问题，特殊人才的使用问题等，反映了《婚姻法》的颁布给普通人带来的生活动荡、内心骚动和情感波澜。新中国成立后，以马赶山、古里为代表的革命功臣成为青年知识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些在战火中滚过的干部和老兵们也不肯在革命成功后再娶一位不识字的村姑，于是，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问题，老兵们为此大打出手，惹出不少的纠纷和笑话，还有一些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革命干部，也面临着旧家庭道义和新爱情诱惑的艰难抉择。为解决老兵们的婚姻问题，马赶山求人撒泼走关系，举办各种级别的工农速成班、女子文化补习班、妇女扫盲班等，既为新政权培养急需的妇女干部和工人，也为老兵们培养“后备媳妇”。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消除业已出现的婚姻选择上的新的不平等现象，给并肩浴血奋战过的战友和老兵们一个交待。

马赶山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家庭背景复杂，按照县妇联干部高红泥对《婚姻法》的解读，马赶山的父亲一夫多妻，赶山妈是包办婚姻，赶山二妈是赶山爹的 隶、马家的生育工具，大女是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县长马赶山毫无感情可言，他们的婚姻都不受法律保护。《婚姻法》的原则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以这样的婚姻家庭理念分析子午县现存的婚姻家庭，几乎所有的婚姻家庭都是包办的，都有买卖婚姻的嫌疑，大多数妇女在被迫的“拉犁揭地”劳作中认识到男人的艰辛，主动回家去了；还有20多个妇女坚决要求离婚，马赶山动用公安战士用棍棒敲打驱赶她们离开了县城。离婚风波的平息使大量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维持，孩子们免除了单亲家庭的不幸，老百姓的日子恢复正常，自然对县长感恩戴德，但县长却因违反了国家法律而被免职。马赶山知道女人对于家庭子女的重要性，他更明白家庭稳定对于新政权意味着什么。当国家意志面临民间社会的基本问题时，民间社会几千年形成的秩序和观念是那样顽强，国家意志的推行遇到重重阻力。马赶山作为一个县长，他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和权威，他以县长的权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也违背了法律的精神。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迁就一个婆娘的什么感情，而拆散一个家庭”，这是彻头彻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言论。任何社会制度，包括婚姻规范和道德的进步和改变都是渐进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状态也不是一纸法律就能一蹴而就的，《婚姻法》本身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象征，但在推行的过程中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冒进”或“念错经”的情况，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国家政权在赋予女性婚姻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忽略了民间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牢固性和稳定性，缺少与地方社会普通民众的交流与互动，致使短时期内部分女性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制约。小说对这一历史文化命题的反思是深刻而有益的。

马赶山化解离婚风波，遭遇伏击，以及他和大女、俊鸟、柳姿、姚妙妙、荨麻、那妃等女性的情感纠葛，构成了小说的外部结构，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条主线，通过他与这几位身份各异、身处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女性的交往将员外村、子午县和泥阳镇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贸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马赶山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一到两个跟他有着微妙情感的女性，夫妻关系、战友关系、情人关系或亲戚关系，与她们或肌肤相亲、或眉来眼去、或爱慕暗恋，这些复杂的情感关系丰富了马赶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表现了马赶山的世俗多情、勇于担当的性格，也使小说具有了通俗小说的基本要素，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小说的暗线是革命者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人性善恶的冲突及灵魂的考验与磨砺。刘及第是一个小人物，职位不高，打仗英勇，战功赫赫，没什么功利心，古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他，两人的关系近而不亲，令人震惊的是刘及第被灭门的惨案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作者借此将叙述拉回到对民主革命期间游击战历史的追述。刘及第14岁参加革命，第1次参加战斗就杀死了满家妇孺7人。满家本是富而仁的地主，古里的游击队攻打满家大院是为了筹粮筹款，酿成惨祸之后，他们将之嫁祸给了国民党，古里最终没有砍刘及第的脑袋。刘及第说执行任务前没有人告诉这事不能做，刘及第是为了胜利、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酿成大错，从战争策略上看，刘及第似乎很无辜，但却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法则，当然也违背了党性原则。他们18人约定隐瞒此事，古里说他们是人民的罪人，他们要为人民、为组织、为满家老小勇敢战斗，为国捐躯后到阴曹地府向满家老小认罪，同时约定无论谁见到满家漏的满继鼎（9岁）格杀勿论。这是一个历史错误，或许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古里曾想向乡亲们说明真相认罪伏法，考虑到屠杀妇孺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恶劣影响难以消除，革命队伍将从此失去老百姓的信任，他放弃了。古里们以如此龌龊的方式维护了游击队的声誉，从全局来看，是符合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要求的，但他们违背的是人的良心，是正义感。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参加每次战斗，却奇迹般全部幸存。满家惨案是他们一生背负的孽债，沉重的心理危机和道德危机纠缠着他们，他们经受着人性和道德的煎熬，罪恶感、恐惧感折磨着他们脆弱的神经和痛苦的精神，刘及第见到女人就胆怯，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日夜生活在恐惧中；古里被正义和良心折磨着，为了家人免遭报复，他与妻子离了婚，忍受着父亲对他的误解；跟柳姿结婚7年却无法完成丈夫的使命，关键时刻他总是看到满家妇孺惨死的景象，刘及第被灭门后，极度的恐惧使他想通过与柳姿离婚来保护她。负罪感并不总是引人向善，古里的负罪感激发的就是人性的“恶”，为保护自己，他牢牢控制着刘及第；马赶山和冯立春将满继鼎“灭口”之后，他还不肯罢休，在他的不断上告下，马赶山被调离子午县。作者没能为古里灵魂的救赎提供出路，古里是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基督精神、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都无法使他得到灵魂的安宁，他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无力自拔，可能还会继续陷下去。作者以一个老套的复仇故事来揭露革命战争中人如何打着真理正义革命的“旗号”做着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恶事，革命与人性关系的探讨的是一个难以触摸的历史难题，小说将之作为副线，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这两条线索在刘及第灭门案之后交织在一起，看到柳姿忍受着那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马赶山决定拯救古里和战友们，动用军队剿灭满继鼎为首的土匪（伏击马赶山的也是他们）。周密部署的战斗大获全胜，类似于屠杀的战斗让战士们打不起精神。打扫战场时，他们看到一溜人名——祈如山、马赶山、古里、刘及第、冯立春等，刘及第的名字打上了红叉。或许，这就是革命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吧。当我们看到祈如山肚子上和腿上的伤疤；当我们看到马赶山的赫赫战功和他为子午县的工作和老兵日夜奔走，而不计较个人恩怨；当我们看到古里英俊的面庞和干练的工作作风；当我们看到冯立春为了破案没日没夜地穿梭于密林之中，再看看这一溜人名，想想满家枉死的妇孺，满继鼎这个可怜的孩子逃过如狼似虎的18位英雄的追杀，艰难地成长，仇恨如何折磨着这个无辜的生命，除了“悲剧”和“惨剧”还有什么能概括满继鼎的人生。满继鼎也是人，代表正义公平民主的新政权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和申辩权，就因为他威胁到新中国的功臣们的安全。马赶山对此有一段反思，他认为对满继鼎采用这样的极端方式是为了保护战友，因为战友是会在战场上为你挡子弹的人，满继鼎是别人，在他心目中，高红泥也是别人。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对马赶山来说，战友不是“他人”；而对古里来说，战友是“地狱”。虽然都是满继鼎名单上的人，但马赶山要比古里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他离任时推荐柳姿为继任县长，因为他认为“她的内心有一种不可动摇的高贵品质”，柳姿曾说：“革命胜利了，胜利是用河水一样的鲜血兑换来的，鲜血可以兑换来江山，但绝对不能用鲜血保卫江山。江山是要用墨水保卫的。”这是耐人寻味的结局。新政权的公正难道要靠高贵的知识女性的灵魂来拯救吗？

小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语言，庆阳方言的使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前半部分语言粗俗难耐，后半部分有所改变。方言是民族和民间文化重要的遗存，是一个地区通用的口头语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及国内普通话的推广，有些城市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方言开始走向灭绝，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对庆阳方言进行保护既加强了文本的地域特色，也有立此存照的意义，为此，作者在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笔墨注解方言，以解决外地读者和方言消亡后未来读者的阅读障碍。马步升的语言策略似乎受到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启示，小说叙述部分的语言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朴实简练，善用白描，人物对话采用鲜活生动本色的庆阳方言，从而使语言表述产生了一种内在的 。

语言雅俗的变化呼应着小说人物价值观念和革命者心态的转变，柳姿来自大城市，初到解放区闹了许多笑话，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她主动向古里请教学习当地方言，组织上还曾对取笑嘲讽柳姿的同志给予批评；祈如山与马赶山等当地干部用粗俗的方言笑骂，却要求马赶山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子午县委书记何自叙不得粗言秽语；祈如山在那妃面前很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马赶山见了姚妙妙也不由自主收住了自己那张“烂嘴”。马赶山语言风格的多变也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心态和情感，在姚妙妙面前约束自己是怕她瞧不起，在荨麻面前注意自己的语言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英雄气概，在俊鸟面前则是因为民间道德的约束和身份的限制，与大女在一起时，马赶山简单纯粹、自我本真、顽皮可爱、毫不掩饰，因为妻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面对战友们——那些老兵时他用粗俗的语言表明自己和老兵们的友情依旧。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的，语言也是在不断融合吸收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双方语言差异惹出事端的事时有发生，何自叙被“老兵痞”贺拾柴寻衅闹事，雄辩的演讲口才也抵不过对方的粗话脏话混账话，急切之下说：“你要真的有志气，就把毬挂在花椒树上。”结果招致贺拾柴的追打，贺拾柴在马赶山帮助下与高红泥结婚发喜糖时，何自叙拿这句话打趣他，他只怕高红泥知道了自己没面子，百般掩饰。

可见，进城的革命功臣和老兵们希望找一个知识女性作妻子不仅仅是虚荣心作祟，也是他们向往现代文明的外部表征，他们希望知识女性约束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更快地现代化、文明化。这些女性之所以代表着现代文明就是因为教育，教育让她们具有了民主科学平等的现代意识，小麻雀的变化及其与荨麻的比照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细节，小麻雀在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同时，对爱情也有了朦胧的意识，《婚姻法》的精神有望在她和小锤子身上得以体现，而马赶山与姚妙妙的关系，及他与荨麻和俊鸟的暧昧则预示着《婚姻法》现代婚恋关系确立的艰难，在男人和女人潜意识中旧的婚恋观念及形态依然稳固。小说后半部分，随着受教育女性人数和范围的增加和扩大，小说人物的语言也开始走向规范和文雅，从叙事策略上看，这一探索与尝试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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