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无法言说的时候转载莫言老师创作谈

对时光的流逝，对人生的短暂，这种感慨是每个人都有的。人过五十，就到了特别容易回忆往事的年龄。我现在就常常想起八十年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呆的两年，我也一直认为这两年对我的文学创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尽管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在军艺学习的可贵，尽管我们对当时社会的文学创作的环境也是牢骚满腹，也认为存在着诸多的限制，好多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对某些人在当时提出来的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有人说八十年代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我们当时是持非常反感的态度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回头来想想，感觉到那确实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对此，大家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每当想到文学，就拿八十年代的文学形势跟现在的文学形势来作比较。那个时候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也是倍受瞩目的。而当时的军艺文学系，也是全国文学的一个中心。

那个时候，我们系里集中了 6个来自各个军区各个兵种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年龄差别比较大，像李存葆已将近四十了，最年轻的才二十七八岁。尽管大家的学历参差不齐，但每个人都有了相当长的创作实践，有很多人发表了在全国造成过巨大影响的作品。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宋学武的《敬礼，妈妈》、钱刚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有了这么一批人在文学系这个地方，而大家的创作热情又很高涨，所以不断有作品在大门右边的那个楼里生产出来，吸引了全国各大刊物的，他们来了以后总会有所收获，不会空手而归的。

作为全国文学一个热点的军艺文学系，我们每一个学员的一举一动，或者说我们某一个学员的一句话，一个作品都可能在全国引发一个话题。当时我们并没有感到多么的幸福，而现在回头想起来，真的是觉得很好。

那个时候心无旁鹜，没有那么多的事，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当时也没有络，连复印机都很少。我记得那个时候要是写出一篇稿子来，找个复印机复印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多的复写纸，抄稿子的时候一下子复写个三五份，用这样的方式来留下底稿。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现在一想，那时候用那种原始的、像会计用复写纸开发票一样的方式来写稿子，实在是太落伍了。

我想这都是些枝节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军艺这两年的学习，实际上是解决了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突破政治

到1984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了，离1976年粉碎“四人帮”也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文学领域里，还依然存在着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在短期内你要把它摧毁也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当时大家都感觉思想不解放，环境不自由。我后来也想，实际上对作家创作的最大限制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部，是我们头脑里边所固有的一些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陈旧的观念，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影响了我们的创作。而在军艺首先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解决了文学创作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们中国，文学创作是要配合政治、配合形势的，文学也是宣传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每当国家要有一个大的运动的时候，往往需要作家写出一些作品来配合。而作家和诗人们也有这种主动配合的意识。

我记得当时《解放军报》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要有一个版是诗歌版，这个诗歌版实际上就是大家在配合。八一来了就来一个“八一抒怀”，就来那种押韵的快板书，五一嘛也来一遍，国庆呢就再来一遍。小说创作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当时并不反对这种现象，也没有感觉到它不对，就觉得应该这样。

我来军艺之前写了一篇小说叫《黑海滩》——是在上学期间发表的。当时《解放军文艺》的一个就悄悄告诉我，说当时正在整党，希望这篇小说能够作为整党的一个辅助教材，使我们的党员都能读一读。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心里反而感到非常荣幸，也期盼着这篇小说能够成为这个整党的辅助教材。

在军艺读书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和政治固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社会里边生活，不可避免地要跟政治发生关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还会来关心你。尤其是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比一般的读者、比一般的群众更有不同的情感，对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感触更加深刻。作家要脱离政治，也确实是一句空话。但是，如果要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政治，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观念问题。

文学很长时间实际上是政治的附庸，宣传的工具。这样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的小说或者诗歌是在政治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的小说没有大于政治，而是小于政治的，它被包容在一个政治的蛋壳里。而我想真正的文学，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应该突破政治。它处处都是政治，但它处处又不是政治，它处处表现了政治，但是又处处跟政治在唱反调。那么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作品的态势，应该说是很难言谈的。

人性实际上是大于阶级性的

在军艺这两年的学习还解决了我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与人学的关系。我们小时候都背诵过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主席在这篇经典性的文献性文章里面，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和革命要团结的朋友。在很长时间内，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指导我们作家创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我们十七年的小说里面，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作家的案头仿佛摆着一本毛主席的书。然后按照毛主席著作的分类方法来安排构思各类人物。像浩然先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作品，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毛主席分析的各个阶级构想出来的。这样的人物也不能说在生活中就完全不存在，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观念先行的人物，所以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活的人物，而是一种按照某种观念配方生产出来的死的人物。他们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信的。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的这个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也是真理。但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斩钉截铁地来判断和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显然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构成也是具有丰富的层面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情之下的表现又往往是很难确定的，所以，把人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都用阶级性来涵盖，显然是涵盖不了的。

也就是说，人性实际上是大于阶级性的。因为人性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他的自然属性，一个是他的社会属性。在它的社会属性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阶级性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阶级性恐怕就是次要的了。

对于人来说，不管他是哪个阶级的，他在自然属性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过去有一句著名的话，“在人类社会当中，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般人都认为，《红楼梦》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也是不容辩驳的，但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实也未必准确。因为焦大未必不爱林妹妹，很可能他会很爱林妹妹。1949年，我们的解放大军进城以后，很多焦大一样出身的人那不都爱上美女了吗？所以人性肯定要大于阶级性，人性肯定要比我们的阶级性丰富得多。

那么，我们十几年的文学，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经典作品，主要是表现了人的阶级性，而忽视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当然这并不是作家情愿的。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因为他的意识的自觉，他无意识地表现了人类普遍的一些共性。比如说写了爱情啊，写了怜悯心啊，写了同情心啊，写了儿女柔情啊，而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受到严厉批判的。一旦写了这些东西，涉及了这些东西，马上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所以这就搞得很多作家特别的谨慎。很多有才华的作家的才华活活地给压制住了。

在这样一种创作理念指导下的创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只有革命样板戏了，应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你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天天就看这个东西，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唱样板戏，并且几乎会唱所有的唱段，台词几乎就头可以背到尾。在这些作品——包括当时出版的几部少得可怜的小说里面，我们的主人公肯定都是单身的，很少有夫妻，男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妻子，女的像阿庆嫂有了丈夫也不知道跑单帮到哪里去了。像农家户里边的江雪英，按说一个中年妇女，好像也是独身一人，她的丈夫也不知干嘛去了。那些作品里边所有的主人公仿佛都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都是一个符号。他们没有温情，更没有爱情。他们只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疯狂的斗争精神。反面人物就更可怕了，毫无人性可言。他们不但心地肮脏，灵魂肮脏，而且面貌都非常地丑陋。当时的电影，包括两岁的小孩一看，都知道是哪个坏人出来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都知道。我想，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化了的一种创作，一种简单化的一种处理。把一个丰富的人，有多个层面的一个五光十色的人给简单化成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

尽管在1978年之后，大家慢慢意识到了，开始拨乱反正，在文学艺术及思想上也开始拨乱反正，但是这种传统的旧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它还在潜移默化地悄悄地对作家的创作施加着影响，使我们的创作很难放开。所以，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很可能会引起一个批判的浪潮。因为不断地要搞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一些运动。搞得作家们也像今年春天的玉兰花一样，欲开又闭。感觉暖和了刚要开放，马上又有了一个倒春寒，赶快又收缩起来了。几经折腾以后，花也就蔫了。你们看今年北京的玉兰，哪一朵开好了，就是因为这气候。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军艺学习的那个阶段，那个气候就跟今年春天的很相似。

我记得当时有一篇小说，是东北作家张笑天写的，小说叫《离离原上草》，写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出身贫农的，肯定是我们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一个寡妇，收留了国军的一个伤兵，放在地窖里面保护着。这样的事情在战争年代实际上是确实发生过的，肯定是有的，在他没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就听说过。但是这样的小说一发表以后，就引起了批判的浪潮，很多人都在批。因为这个小说歌颂了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寡妇怎么可以收留国民党的伤兵呢？而且他写得还很暧昧，两人慢慢地还产生了一种很暧昧的情感，那一旦他们两个发生了一种别的关系，就更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生出一个孩子来，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定性啊，是无产阶级的孩子啊，还是资产阶级的孩子啊？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啊？血统问题很复杂，很难判断。我们当然知道，这部作品还是有点过分的简单化。这也有一种理念生成的东西，但这样的一种判断毫无疑问，是对过去的一种单纯的看法和简单的人性的一种挑战。也就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丰富，认识到了文学家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人的阶级属性，而是人的自然属性。

作家应该有一种冲禁区的欲望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吩咐我们写作业，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思考。前两天我偶然翻出来看了一下，我感到当时的一些想法在现在来讲依然还是成立的。

我当时说，我们在写战争文学的时候，作为一个军队的作家，确实应该关注到，应该判断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什么样的牺牲必要，什么样的牺牲没有必要？什么样的英雄行为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什么样的英雄行为是无谓的牺牲？这些都应该做深入的思考。所以，作为一个作家，在写军事文学的时候，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简单的阶级性，被简单的非正义笼罩住了，应该给它注入新的思想，给人的其它属性留出空间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塑造正面人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他也是个人，英雄也有脆弱的时候，好人也有卑微的想法，甚至在某一时刻也会做出一些跟他的英雄身份不相匹配的一些事情。不同的是，好人他能够及时控制住自己，用正义、用善良、用美的东西来控制丑恶，最终用人性压倒兽性；而我们在写反面人物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坏人也不是天生就坏的。在一场战争当中，好人和坏人在当时是可以划分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好坏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如果现在让我们再来写国共两党的战争，我们下笔的时候就不会像八十年代那样的决绝，更不会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心安理得。因为时代发展了，当年刀枪相见的敌人现在又握手言和了。

共 1786 字 7 页 ... 转到页 【编者按】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也是倍受瞩目的，在人们的心里，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作家也获得很多荣誉。文学很长时间实际上是政治的附庸，宣传的工具。这样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的小说或者诗歌是在政治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的小说没有大于政治，而是小于政治的，它被包容在一个政治的蛋壳里。真正的文学，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应该突破政治。它处处都是政治，但它处处又不是政治，那个时候起，作家开始在摆脱政治的限制，自由地书写人性中的一切。莫言老师这篇文章，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创作的心得体会。欣赏。【：兰陵美酒】

1楼文友： 12:01:42 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也是倍受瞩目的，在人们的心里，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作家也获得很多荣誉。文学很长时间实际上是政治的附庸，宣传的工具。这样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的小说或者诗歌是在政治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的小说没有大于政治，而是小于政治的，它被包容在一个政治的蛋壳里。真正的文学，好的文学，它应该大于政治，应该突破政治。它处处都是政治，但它处处又不是政治，那个时候起，作家开始在摆脱政治的限制，自由地书写人性中的一切。莫言老师这篇文章，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创作的心得体会。 陕西作协会员，生于六八年，左腿因骨髓炎致残，双耳失聪，已经发表作品一百多篇，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生命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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